就在美国总统权力交接之际，奥巴马总统的外交团队却在联合国舞台上，对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定居点的2334号决议案投出了弃权票，导致决议案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面对来自以色列国内的不满，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平台上发声，暗示自己的上任，将会给美国和以色列关系带来一个新的阶段。
在2334号决议案表决之前，其实美国政界和以色列高层就已经获悉了奥巴马外交团队将会对决议案“放绿灯”。在关键时刻，特朗普就呼吁美国外交代表投出否决票；而当2334号决议案通过之后，特朗普则在多个场合表示了自己的不满，这次更是公开强调“1月20日就要到了”，总给人一种“等着瞧”的暗示，表达自己将会采取新的措施来推动以色列和美国的双边关系。
特朗普对于以色列的“好感”让人印象深刻。早在大选竞选之时，特朗普便直言会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当选后，他立即任命公开支持定居点建设的大卫·弗里德曼为驻以大使，同时还将亲以的格林布拉特拉入自己的外交智囊团中，加上特朗普的女婿杰瑞德的犹太人身份，都让以色列国内对于特朗普的到任充满期待。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的种种动作似乎都要颠覆奥巴马政府多年来的对以政策，并深得以色列政坛右翼力量之人心。
作为下一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弗里德曼来自一个犹太保守家庭，其父亲是一个犹太教的拉比，长期以来弗里德曼在中东问题尤其是巴以问题上，是“铁杆”以色列支持者，弗里德曼自己甚至经营者一个非政府组织，帮助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修建的以色列定居点筹款。所以当弗里德曼的任命消息一经发布，以色列国内右翼社会就兴奋异常，认为将来的巴以关系中，自己在美国找到了坚强的后盾。
其实无论是在以色列国内还是在美国国内的犹太人群体中，对于弗里德曼的任命都是由一些争议的。在以色列国内，除了巴勒斯坦政治力量之外，以色列的左翼政党，如“力量党”，都对弗里德曼以及特朗普的到来感到担心，认为会加速以色列社会右翼进程；而在美国国内，也有一些犹太人认为，弗里德曼将可能会损害巴以和平进程，最终不利于以色列的安全和稳定。
在以色列国内，奥巴马任期内以色列与美国关系僵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奥巴马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冷战”，还是克里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批评，都不断显示出美以关系的僵冷。实际上，从以色列内部来说，由司法部长阿耶莱特·沙凯德、教育部长纳夫塔利·本内特及国防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等人所组成的以色列右翼内阁前所罕有。无论是奥巴马还是克里，想在如此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推动巴以和谈，难度可想而知。
总的来说，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对以色列的关系算是中规中矩（尽管以色列一些右翼媒体将奥巴马时期的美国-以色列关系比作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最糟糕”的时期）。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最终还是通过了未来十年向以色列提供总计38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的计划，而这大大超过了过去每年30亿美元军援的数目（而以色列国内一些右翼人士则仍不满意，认为内塔尼亚胡总理太软弱，本可以要的更多，甚至要到十年600亿）。此外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也仍然紧密，在奥巴马任期内，以色列防空系统日趋完善，无论是2012年和2014年以色列-加沙冲突，哈马斯向以色列境内投射的大批火箭弹都未能造成太多的人员伤亡，其中以色列的防空拦截系统功不可没。
美国尽管谴责以色列并敦促以色列拆除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这也是因为犹太定居点的建设太过“嚣张”，以至于严重的影响到了巴以和谈的开启。国务卿克里近日就透露，他在不久前和刚刚已故的以色列总统佩雷斯一起进餐，佩雷斯自己就说：“按照协议，我们应该给巴勒斯坦人43%的土地，但是现在巴勒斯坦人只剩下22%的土地了，这样巴以和谈怎么进行？”当然了，佩雷斯作为左翼工党（中间也短暂脱离过工党）老将，一直呼吁巴以和平，在担任以色列总统后更是大声疾呼巴以和平。但是在以色列国内右翼独大的政治背景下，佩雷斯的呼声也难以推动以色列的和谈让步。
当联合国2334号决议案出台，以色列确实很震惊，但是也仅仅是震惊而已，在最初的愤怒过后，以色列右翼纷纷登场，表示“不服”联合国决议。而事实上，联合国的决议案除了一定的国际法和道义影响之外，确实难以产生实际影响。此外今年年底以色列也通过了2017-2019年的预算案，由于预算案是以色列政坛的一个非常敏感的议题，因此预算案的通过，也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府将会持续执政到2019年。因此，当特朗普遇到内塔尼亚胡，巴以局势是否真的将出现“天翻地覆”，也让人期待不已。
然而无论特朗普如何“亲以”，联合国的2334号决议都已经无法撤销。无论是以色列威胁从联合国若干机构撤出，或是中断资助，还是特朗普向联合国施压，决议都无法撤销，决议所带来的国际舆论效力也将持续存在。当特朗普和以色列右翼期待着“欢聚一堂”之时，巴以和平的未来似乎更加渺茫。